海外学者的“华南研究”

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呈封闭状态，有很多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以香港新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社区这个“外围”的华南地区为立足点从事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又被称为“华南研究”。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政治、社会与学术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海外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有更多的机会与内地学者交流合作，他们的研究范围也就很自然地从香港、台湾地区伸展到广东、福建以至更内陆的省份。

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地域研究入手探讨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的形成过程，是华南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可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中，费孝通、林耀华、陈达等学者20、30年代的研究就是在江南、福建和广东等华南地区进行的。这些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开山祖师的努力标志着人类学和历史学联姻的开始，虽然他们受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影响颇深，但当他们关注中国的时候，却都发现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她的悠久历史。由此，他们的研究也就从无文字的族群社会转向具有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传统社会，从当代社区延伸到历史和制度上。

同样地，战后历史学眼光朝下的取向也使得历史学者积极地从人类学中吸取智慧，人类学的研究以部落社会为对象，这一特点直接影响着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以往对中国的王朝社会、典章制度以至官僚士绅的研究都以官私文献作为主要的材料，但是，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转瞬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可作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

二次大战以降，西方学者张仲礼和何炳棣利用大量方志材料，以士绅研究为钥匙，开启了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控制手段之门；与此同时，施坚雅由中心地学说发展出对中国市场等级与区域划分的理解，从国家制度和百姓生活方式的发展演变中体验中国各地的联系与互动。英国人类学家弗利德曼以人类学的功能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宗族社会，将其提升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之中；而华德英以其长期在香港渔民社区参与观察的体验，围绕身份与认同问题，提出动态的、多重叠合的“认知模型”（consciousmodel）分析，超越了在当时仍居主流地位的功能论架构。她虽然英年早逝，但其遗著《他者的视角：理解“认知模型”》文集在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中影响深远。武雅士关于神、鬼和祖先祭祀的研究和华琛对台湾和香港妈祖信仰的研究也都卓有成就。前者提出国家理念和宗教的关系，后者指出民间妈祖信仰和皇朝国家间互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出，不同的人对民间信仰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诠释，但都包涵了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交叉重叠的文化意义。要理解民间信仰，必需从地方社会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寻找线索。

自80年代以来，大量海外学者与中国内地学者的交流日趋频繁，不少更与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往往以当地的乡村社会为试验场，搜集文献，从事调查。在福建，武雅士和庄英章与厦门大学合作，自80年代展开了“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丁荷生长期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合作，实施“闽台道教仪式与民间信仰研究”计划。劳格文、王秋桂等与内地多个省份的学者就道教、民间信仰和族群研究等课题进行了合作研究。在广东，牛津大学的科大卫和耶鲁大学的萧凤霞十多年前就开始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了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实践。1990年，他们与当时任职于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一起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华南研究计划”，联系了包括福建、江西、广东、安徽、香港、台湾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带着彼此认同的问题与方法在自己所属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深入挖掘，并定期举办工作坊进行讨论与交流。